“国学热”与鲁迅文学和学术贡献的价值判断的

  “国学热”与鲁迅文学和学术贡献的价值判断的论文

  国学热与鲁迅文学和学术贡献的价值判断

  一、由冷转热的国学与唯古是崇的价值标准在世纪之交的国学热潮来到之前,极少有人将鲁迅与国学联系起来讨论,因为国学问题在那时是一个已沉寂了数十年之久的冷门话题。虽然自晚清维新运动以来,国学就曾为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兴味盎然地言说,但质疑的声音总是不绝于耳,质疑的焦点不在于国学本身,盖因国学是一个赋予了中国固有学术文化特定内涵却又未能得到有效正名的学术概念。曾被尊为国学大师的钱穆先生早就感到使用国学一词的尴尬,他曾在其颇有影响的《国学概论》一书的弁言中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现代学人曹聚仁先生当年在和一位青年谈及国学问题时,也曾深感国学一词在使用上的不便,认为一定要称国学,其含义应当是中国学术:假如朱熹或是程氏兄弟活了过来,问他们:什么是国学?他们也一定答不出来。wWW.11665.coM国学,乃是外来语,并非国产。日本人原有支那学、汉学这样的名词,因此,十九世纪后期,留学日本归来的学人,译之为国学,也就是中国学术之意……国学这名词,仔细考核起来,颇有毛病,因此有人称之为国粹,章太炎师称之为国故,他的《国故论衡》,便是谈中国学术的专著。在这些富有代表性的质疑中,其要害在于概念命名的不周延性。如果按照曹聚仁先生的理解,国学也就是中国学术之意,那么将中国学术完全等同于中国固有学术文化或中国传统文化,其内涵与外延之间显然存在着逻辑问题。在较之古代社会更为完备、分工更细的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系统中,当人们把国学界定在中国固有学术文化这个所指性极强的范畴时,它在主观上赋予了某些特定学术范畴以不可动摇的优选地位的同时,也人为地将不属于这个特定范畴,但实际上同样在中国学术文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学术研究及其成果生硬地排挤到了边缘和无名地位,这就极易导致现代中国学术文化内部整体感的失衡与破裂,而且极其严峻地凸显和加剧了各学科之间原本不应该产生的矛盾和对立。随着新儒学在20世纪末叶中国大陆特定的文化需求中以关心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姿态从海外归来,以清算和审判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为旨归而走上了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思潮大舞台,并在应对全球化发展趋势的现实策略中为中国现代文化注入了浓厚的民族主义性质。于是,与这种现实文化气候有着天然默契且仅仅涵盖了中国固有学术的国学便由沉寂走向了热闹。当代传媒也曾开足马力为国学的全民化理想推波助澜,与此同时,一大群新被打造的国学明星以指点江山的气度书写了世纪之交中国文化的速成风景和急就章。国学既热,国学命名从诞生伊始就一直存在的周延性问题也就成了一个不容再有质疑、再加讨论的问题,国学特指中国固有学术文化成为一种压倒性的声音,倘有不同意见者,很容易被目为不知学问为何物的妄人,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曾一再以定论的口吻对国学的既有内涵作出了郑重的强调:什么是国学呢?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简单地说,国就是中国,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传统文化就是国学。尽管季羡林先生别有眼光地从空间范围指出中国文化是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但他却在纵向发展上强硬地将中国现当代文化挡在了中国的学问的大门之外,并对可能有的质疑予以毫不客气的调侃:旧版《辞源》上说:国学,一国之固有学术也。话虽简短朴实,然而却说到了点子上,七八十年以来,这个名词已为大家所接受。除了脑袋里有一只鸟的人(借用德国现成的话),大概不会再就这个名词吹毛求疵。既有强势的文化气候支撑,又有学术泰斗的定调,国学原本存在的正名问题就成了多此一举的饶舌,国学热也就实际上成了钟情于中国固有学术文化的人们睥睨百家的文化独奏。人们在反拨西方话语霸权化倾向的同时,也把中国传统文化现时化,遂使唯古独崇的霸权化倾向在中国现代文化格局中得到凸显。自然,作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或日中国固有学术文化特指的既有国学由冷转热的本身,它对于推动现代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对于强化和提升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素质,对于全球化发展中的民族文化坚守,对于救正文化消费主义恶性膨胀中无聊的精神狂欢,乃至对于开掘具有现代生命力的古代传统文化资源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因此,国学的真正热起来无疑也是中国文化走向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学术文化繁荣不应当仅仅是涵盖中国固有学术文化的国学的独家繁荣,而应当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整体格局的多元兴盛与繁荣。当既有国学成为一种带有学术霸权意味的价值评判标准时,当国学热成为人们的一种时尚趋从时,国学热就实际上隐含着一种复古的冲动和危险。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几十年来不断有学者对既有国学的命名作出质疑、补充、修正,但国学作为中国固有学术文化的定位至今尚未发生实质性的动摇。在笔者的有限涉猎中,如果说在国学热起来之前的数十年间,人们对国学正名的自觉还更多停留在即时性的感性层面,而自90年代以来至少有两次针对既有国学的不周延性问题所作出的修正、拓展、完善,则体现了世纪之交的中国学者站在对中华民族学术整体把握的高度,重新清理、界定国学这个在与西学的区别和对立中建立起来的学术概念的理性思考。1998年11月30日,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在接受北京大学学报主编龙协涛先生采访时,针对既有国学只更多地涵盖了古代的经史子集的情况而提出了新国学的观点。他指出,中华大文化还有经史子集之外的载体——这就是《红楼梦》。应该说,周汝昌先生的新国学说对于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整体性把握是极具建设性意义的,但因仍然将国学界定在中国古代文化范畴,除了为研治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观照视界以外,其对既有国学命名并无更大的突破和超越。而以更为开放的民族学术的独立意识致力于重建民族学术的整体观念,并提出了旨在打通古今学术分野的新国学构想的是王富仁先生。从2005年1月起,《社会科学战线》连续三期刊载了他长达近15万字的论文《新国学论纲》。该文的意义不仅在于在充分尊重和接纳既有国学的前提下,提出了将国学延伸至现当代的观念,而且更在于提出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建民族学术的整体观念,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学者对新世纪民族学术文化发展前景的热忱情怀。然而,这种深沉执着的努力要变成重建民族学术整体观念的现实,至少在一个较长时期还难免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期待。虽然王富仁先生的新国学构想已在他所主持的汕头大学新国学研究中心和《新国学研究》专辑上开始付诸实践,《新国学论纲》的发表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一些著名学者也曾先后撰文呼应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但这种呼应只更多局限于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的同道,不仅远未形成在重建民族学术整体观念意义上的诸学科同仁的学术共识与合力,而且即使一些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的学者也仍然在现实文化气候和既有国学的惯性作用下,不愿意触及与国学相关的敏感话题。可见,人们对国学正名意识的高度自觉实在还暂时难以与既有国学观念的强大历史惯性抗衡,因此,在国学热中形成的唯古是崇倾向至今还是一种颇具现实影响力的价值评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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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遭遇国学大师与鲁迅学术成就的有限确认尽管自晚清以来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已有了明显的现代化趋势,但中国文化和文学真正成为一种现代格局和现代气象却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紧密相连的。随着中国现代社会对学术专业分工的细化,随着中国现代学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关注,也有赖于现代高等教育的文学教育之功和现代文化媒体的传播之功,中国现当代文学已发展成为中国人文科学的一门不可或缺的重要学科。正像仍然在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整体格局中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的中国固有学术文化一样,不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伟大的文化创造中存在着怎样的失误和缺陷,不论你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否有着自己的学科历练和学科热情,只要你超越了排他性的学术文化立场和狭隘的学科关怀,你就不会人为忽视甚至低估中国现当代文学对于现代中华民族文化整体发展的意义。然而,当人们在国学热中把中国固有学术文化作为惟一的价值评判标准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受到的现实影响就成为不可小觑的学术气候。作为五四的精神领袖、中国现代文学伟大工程奠基者的鲁迅,自然也就因其对传统文化有过激烈的批判,并在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而被作为国学的异类。他终其一生对于中国现代文化、文学的卓越建树也难以被纳入国学家划定的中国文化、中国学术范畴,他的那些即使是属于中国固有文化范畴而成就斐然的学术成果,也因其与五四的激进主张脱不了干系而不为国学家所关注。有学者注意到,在国学热的影响下,当国学大师的自诩和被封赠已几近泛化的程度,直到90年代末还没有人称鲁迅为‘国学大师’,这位学者还十分细心地发现,在悄然兴起的国学热中,各种以国学名义的丛书、文库、经典相竞张扬,而鲁迅似乎都没有排上队,好不容易仅在某教育出版社一套35卷本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中发现了鲁迅的名字,但其结果是与吴宓、吴梅、陈师曾合编一卷,算是沾了一点边。于是开始为鲁迅鸣不平:如果按不久前在一则图书广告里所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国学宗师灿若星辰’的标准,鲁迅是一位真正的‘国学大师’,比起现在有些受封的学者来更当之无愧!阅读古籍之多不是许多‘学者’能比,根柢之深厚益不待言,诸如在文字语言学、校雠学、文学、经学、史学、金石考古学、地理学、美术等方面的精博便很难有人企及,而因授课需要而撰写的《中国小说史略》,令胡适这位以考据中国白话小说著称的并非‘同路人’也衷心赞赏,单是他在古文、旧体诗和书法等方面的造诣,也为现在许多受封的‘大师’所难望其项背。因其言之凿凿,这位学者底气十足地呼吁:鲁迅乃是一位名副其实且具有超常意义的国学大师,选编一本《鲁迅国学论文集》不仅具有非常特色,而且必将会嘉惠今天的读者。可是,在此后的十余年间,这种呼吁至今并未见其成效,除了有在网络上制造一些评选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的事件,让鲁迅继续接受毁誉褒贬以外,鲁迅的国学大师地位不仅未能得到权威性认可,就连其在国学坐标中的定位也还是一桩悬案。其实,在这种身置中国现代社会而唯固有学术文化是尊的文化生存语境中,鲁迅是不是国学大师、能否被认定为国学大师也许并不重要,因为从古代到现代,并非是仅靠评选几个国学大师就能撑起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的大厦。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鲁迅遭遇国学大师并非是一个偶然性的事件,其所隐含的价值取舍将给新世纪的鲁迅研究带来诸多现实性的困扰,使我们越来越难以真正抵达鲁迅文化和文学创造的意识底蕴。更为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研究所遭遇的困境也深刻地反映出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的现实境遇,反映出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学术文化整体格局建构的各学科之间的不平等、不和谐。由于既有国学近百年来的历史惯性和心理渗透,也由于国学热所形成的现实文化影响,不论是人为抹杀鲁迅在国学中的地位,还是竭力为鲁迅争国学地位,人们所秉持的还是中国固有学术这个既定标准。长期以来人们都较少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伟大工程的草创者、奠基者,鲁迅够不够国学大师的既定标准是一回事,而鲁迅的学术文化劳作和文学创造行为是不是在按照这个既定标准追求则又是另外一回事。在鲁迅遭遇国学大师的过程中,人们总是更多着眼于作为学问家的鲁迅,而且更多是研治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鲁迅。为鲁迅争国学地位者言必称《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汉文学史纲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纯学术著作以及他搜集辑录校勘古籍的功力和成就,但并不将《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等立于现代世界,关注现代中国文化、文学、人生的学术论文纳入鲁迅的学术贡献,更少提及鲁迅对外国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史的借鉴译介等堪称学问家的劳作。而抹杀鲁迅国学地位者则又主要从其著述的多寡、潜心学术时间的久暂去与自己认可的国学大师比较高低,尤为甚者,仅仅因为鲁迅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有过激烈但不无分析性的批评,而置鲁迅煌煌的学术实绩于不顾,断言鲁迅够不上国学大师水准。总之,对鲁迅的价值衡估多在学术一隅,对鲁迅学术贡献的确认都在国学一途,至于鲁迅在其他诸方面更为卓越的贡献,在国学特定的意义空间里是无关宏旨的。在这样的现实困扰中,研究现代文学家、思想家的鲁迅不如研究与古代文化有着学术联系的鲁迅更契合国学热的特定内涵;关注鲁迅所作出的无人替代的贡献,不如关注鲁迅可能存在而人人都可能存在的局限更能满足文化消费主义语境中人们的消费欲望;阐发鲁迅对于现代中华民族的意义不如在悬揣中揭发鲁迅的几条隐私更有轰动效应。三、纯学术的眼光切断了鲁迅学术与文学的生命关系与当今的国学热语境形成鲜明对照,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一个较长时期,中国的鲁迅研究也许更看重鲁迅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价值,而对鲁迅的学术贡献的关注力度可能相对薄弱一些,即使涉及到他的学术著作,也主要不是从纯学术角度切入研究的。陈平原先生曾在90年代初针对国学热到来之前的鲁迅研究现状指出: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洗涤,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鲁迅如日中天,而学问家的鲁迅则相对暗淡多了。这与现代中国人对文学的推崇和对学术的轻视有关,也与鲁迅的研究计划没能真正完成,完整著述甚少有关。这个判断绝非没有道理,但我认为即使在那半个世纪的风雨洗涤中,轻视鲁迅的学术贡献固然有失偏颇,而更多凸显鲁迅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地位,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鲁迅自身的整体生命价值呈现所决定的。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以来,学术飙升、思想退位已成为人们难以回避的现实。当文化消费主义把文学逼到了边缘、逼到了弥散状态的时候,国学热又反过来让人们更为推崇学术,轻视思想和文学,为学术而学术、著书只为稻粱谋再一次成为中国学者行之有效的现实人生追求,至于学者理应具有的人间关怀恐怕早已成为褪色的羽毛。看来,同是现代中国人,对文学的推崇和对学术的轻视,或反过来对学术的推崇和对文学的轻视,人们的评判标准都是可以随着文化语境的变化而变化的。然而,文化语境的变化并不意味着鲁迅自身的变化。尽管在鲁迅去世后,在他的一些老朋友如蔡元培、周作人等人的悼念性评价中总是先学术后创作,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的学术成就起码不比文学创作逊色。我们自然不应该在学术和文学之间厚此薄彼,更不应该忽视和低估鲁迅对中国现代学术的杰出贡献,但就鲁迅整体生命的两个重要侧面的实际价值彰显而言,它们并非是可以平分秋色,等量齐观的。倘若没有古代小说史研究和诸多古籍的辑校钩沉,鲁迅的学术地位无疑是难以确立的,但即使如此,仅凭《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朝花夕拾》、《野草》和全部杂文,鲁迅照样无愧宗师巨匠;但如果没有了鲁迅伟大的文学贡献,他即使在现有学术成就基础上完成了他至死没有完成的全部学术抱负,也只能是在周树人的意义上止步于一个著作等身、更加令人崇仰的学问家,而这样的学问家也并非在整体意义上无人可以替代,因为中国也许并不缺乏研究固有文化的学问家,不是曾有人说过20世纪的中国,国学宗师灿若星辰吗?然而,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在鲁迅的意义上所能抵达的生命高度,他所独步的境界在中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www.ybask.com

  国近现代史上却不仅是无人企及的,也是不可简单复制的。老朋友蔡元培和胞弟周作人对鲁迅自然是知根知底,但那些悼念性的文字难免更多个人即时性的感性因素,不能完全代替对鲁迅生命真相的理性判断。就鲁迅终其一生的人生追求而言,他主要选择了文学的道路而没有主要选择政治的或学术的道路已是不争的事实。虽然他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贡献不可低估,但正如陈平原先生所言,相对于同时代的大学问家如王国维等,鲁迅对学术的‘忠诚’显然不够。他的学术活动主要联系着在他一生中并不占太大比例的教学生涯,上海十年他更是很少顾及学术研究,曾经有过的关于撰写中国字体变迁史,想认真一点,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的具体设想和切实规划,也只能成为他久难释怀的遗憾。但对于鲁迅本人而言,他宁肯遗憾,也还是毅然选择了在他看来更有价值意义的杂文写作,而且异常清醒自觉地以杂文家存在于文坛。王富仁先生在分析周氏兄弟主要选择了文学道路而没有主要选择政治的或学术的道路的原因时指出:因为他们真正关切的是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和精神关系的问题,而文学艺术则是能够触及、表现乃至影响这种关系的改变的最有效的文体形式,是社会文化的最重要的传播方式之一。不可否认,就是今天在国学热所形成的流行价值标准中,鲁迅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贡献也远未得到有效的确认,但相比之下,在国学的价值视野中,昔日如日中天的思想家、文学家的鲁迅则又显得相对暗淡多了。仅仅因为作为思想家、文学家的鲁迅自身的价值彰显和人们曾经对此并非皆属不合理的意义开掘,不仅鲁迅的学术实绩要大打折扣,而且作为他主要人生选择的文学道路以及由此而作出的至今无人与之比肩的伟大的文学贡献,也因其不合国学家独钟中国固有学术文化的胃口而受到不应有的轻视、遮蔽甚至压抑。文化语境的改变使得作为鲁迅整体生命的价值呈现总在非此即彼的人为取舍切割之中。

  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无疑是在操作方式和思维素质上具有不同特质不同要求的两种精神劳动,但当学术研究更多面对的是文学艺术,文学创作也需要学术见解的烛照时,二者便有了彼此涵盖的交叉地带,尤其是当学术和文学这两种劳动发生于同一个生命体时,它们之间的血肉联系更是不应该视而不见的。如果仅从纯学术眼光去看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汉文学史纲要》等文学史论著和《小说旧闻钞》、《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嵇康集》等古籍的辑校整理,人们首先看重且突出他在辑校考据方面的深厚功力是无可厚非的,用一句今天时髦的话说,这叫学术规范。鲁迅是非常讲究这学术规范的,其过硬的考据功夫令同代及后世学者折服,其承继乾嘉诸大师在辑录周秦古籍方面所练就的清儒家法已早经许多学者论定。然而,鲁迅的学术劳作绝非仅仅停留在这一层次。单就其小说史的研究而论,除了精深的考据功夫、超卓的史识以外,为了准确揭示中国古代小说自身演变和发展的轨迹,他既没有直接搬用西方文学概论的现成理论术语,更没有臣服于在中国历史惯性下具有强大同化力量的中国古代文化的价值标准,而是按照中国古代小说自身的文体演变和作品的实际表现力进行阐释和评价,并据此作出了独立的类型划分和概念命名。其非同寻常的意义,在于凸显了过去和现在的许多学者都难以做到的对研究对象始终坚持自己的独立命名权,使现代学者的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不至于在现成的西方理论和既有古代术语的错位性搬用中走向自身的无名和失语。陈平原先生说,几十年过去,尘埃落定,当初不少轰动一时的名著烟消云散,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仍依然屹立。一部学术著作,不是靠行政命令而是靠自身的学术品格,统治学界达半个多世纪,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个中原因,除了纯学术意义上的辑校古籍的精细周密,认真得有点拘谨的治学态度以外,恐怕主要就在于超常意义上的史识和独立驾驭古代小说类型以及由此而来的独立命名的功力和气度。此外,在国学价值标准下形成的纯学术眼光也往往容易忽略鲁迅学术研究中超群拔萃的文学感受力。很多学者都注意到,在20世纪中国学者中,同样于中国小说研究用力甚勤且贡献最大的胡适,他在对小说史的演变发展的总体把握上,尤其在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定位上远逊于鲁迅,主要就输在文学修养和创作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学感受力。胡适虽然有过短暂的作家经历,但其专长全在学问,学问中也难见其创作经验的润泽;鲁迅虽未能终生赴全力于学问,但因其丰富的创作经验升华为高人一等的文学感受力,其小说史研究每能一语中的,发人之所未能发。鲁迅的小说史研究所形成的一些重要的评价观念和把握尺度无疑对他的小说创作带来过积极的影响,但只要注意到他1920年在北京大学等校讲授《中国小说史略》以前,就有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呐喊的小说名篇问世,只要考虑到他从1920年到1923年再到1930年经由《小说史大略》到《中国小说史略》的修订过程中,也曾伴随着后续的《呐喊》诸篇以及整个《彷徨》集的创作过程,我们就不能忽视其小说创作对小说史研究中所需要的文学感受力的有力支持。可见,无论前期学术生命与创作生命的互映互照,还是后期学术与创作的难以两全,这对于一个主要选择了文学道路而致力于关心现代中国人精神情感的鲁迅的整体生命而言,都不是不可思议的。而在国学热中形成的纯学术眼光对于鲁迅的实际生命追求而言,不仅是一种典型的舍本逐末,而且更是对鲁迅鲜活的生命整体的粗暴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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