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时空交融的研究范式

  文学地理学:时空交融的研究范式 [摘 要]从人文视角出发,考察文学的空间结构以及地理图景,这成为拓展文学研究路径的一种可能。文学地理学作为一种理论视野,重在强调文学与地理的交融与互动,进一步探寻文学与地理背后的多重文化语境。不同地域气候和物候的变化在许多时候可以触发作家的生命意识与情感认知。文学中的地理,是作家心灵深处永恒的精神家园,也是创作的原发动力,促使作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进行精神原乡,这种精神原乡在创作过程和文学作品中,则呈现为具有艺术美感的地理时空。因而,地理空间既是形成作家创作风格的自然环境,又是作家精神原乡的源头。地理风物和文化传统对一个作家乃至一个作家群体的影响既是潜在的,也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东西。[关键词]文学地理学;研究范式;地理叙事;空间[中图分类号] I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7)10-0004-05人类与地理的天然亲缘关系,使人类活动与地理空间存在着某种无法割断的文化链接。文学作为人类活动的精神产品,与地理学的有机融合成为一种可能。传统的文学研究更多的关注时间维度,以时间为单一维度的文学场景,在当前多元化的研究格局中显得有些单薄。显然,从人文视角出发,考察文学的空间结构以及地理图景,成为拓展文学研究路径的一种可能。文学地理学作为一种理论视野,重在强调文学与地理的交融与互动,进一步探寻文学与地理背后的多重文化语境。一、文学地理学理論的兴起地理学(Geography)是源自希腊的词汇,有大地的描绘的意思。作为一门现代科学,地理学是研究地表物质的区域变化规律的科学。地理学又分为区域地理学、通论地理学和应用地理学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构成完整的地理科学体系。应用地理学是运用地理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在基础地理资料的支持下,研究各种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有关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的学科。区域地理学,也称特殊地理学,它是对种种具体地域进行综合研究的分支学科。通论地理学,亦称系统地理学或一般地理学,它主要分析构成区域特色的各种要素,以理论概括为主。通论地理学包括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研究地表自然因素的区域系统,揭示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作用的为自然地理学;侧重于研究人类活动所创造的人文事象(社会因素)的区域系统,揭示人类活动对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作用的为人文地理学。[1]人文地理虽然包括文学研究,但仍然是以地理为本位的研究。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研究,则得益于西方空间理论的兴盛与发展。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当代理论语境也进入大转型的时代,后结构主义和文化研究兴起,特别是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随着理论话语的转向,空间转向成为必然,空间批评理论开始兴起。1974年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出版了《空间生产》一书,在马克思实践生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空间生产理论。1976年福柯发表了一篇访谈《权力的地理学》,关注空间与权力运作之间的关系。这两位思想家开启了西方理论界的空间转向,促使人文社会科学整体范式的转换,打破了学科之间的壁垒。空间理论的兴起与文学地理学理论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联。空间理论涉及对种族、阶级、性别、民族、身份等主题的思考。空间理论提出和解决了一些文化研究难以解答的问题,对文学或文化现象,特别是有关地理、都市、民族、政治、经济等诸多主题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随着空间理论的兴起,地理的概念从自然环境的物理属性演变为社会的生产场域,即从地理向空间的理论转变。空间参与了当代的文学理论塑形。文学地理学作为以文学空间研究为中心的理论,在日趋多元化的当代学术格局中异峰突起,文学地理学也成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 的新兴交叉学科而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文学地理学作为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拓展了文学研究的新空间。德国批评家 J · G ·赫尔德运用自然的历史主义方法探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他是较早从理论上系统地分析气候、地理、习俗及社会环境对文学的深刻影响的学者。赫尔德认为,文学的生产和繁荣发展依赖于这些社会生活条件的总和。1800 年,法国批评家斯达尔夫人发表的《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承续了赫尔德的遗风,其认为文学并不是天才的产物,而是受其社会环境诸多因素所制约的;文学的人物和内容是一定时代社会生活的体现,而人们对文学的评价也受其社会条件差异的影响。[2]在斯达尔夫人看来,文学批评不应有固定的绝对的客观标准,必须考虑作品写作期间的社会、政治、哲学和宗教等方面的环境;她特别强调地理环境对民族性格、社会制度和文学艺术的影响。无论是赫尔德还是斯达尔夫人,他们在探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时,都是把自然地理条件作为社会生活条件的总和来看待的。19世纪法国艺术评论家丹纳在著名的《英国文学史》的序言中提出,种族、时代与地理环境是决定文学的三个要素:地理环境之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宛如自然条件之于植物。[3]在《艺术哲学》中,丹纳考察艺术史的发展,以此说明地理、气候、社会环境与风俗对文学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丹纳较之前的学者,更进一步提出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丹纳细分析了希腊的气候宜人,没有严寒和酷暑,希腊人思想单纯,趣味纯正,能达到尽善尽美之境,因此,希腊人善于激发创造力。丹纳强调了自然因素对于艺术创造的影响。日本地理学家千叶德尔在《地域和自然》(1966)一书中,把地表构成要素分为自然要素即物质的要素和文化要素即非物质的要素。其中,非物质的要素又分为空间的诸性质(大小、形状、位置等)和时间的诸性质(变迁、进化等)。在人类生活的地理环境中,有越来越多的物质和非物质的因素出现,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与制约,不断发展和变化,人文综合于地理之间,构成复合的地理概念。从空间和时间的维度进入文学,使文学地理学成为一种可能。回到生动活泼的具有立体感的现场,回到这种现场赋予它的多重生命意义,就可以发现文学在地理中运行的种种复杂的曲线和网络,以及它们的繁荣和衰落的命运,所以文学进入地理,实际上是文学进入到它的生命现场,进入了它意义的源泉。[4]具体来看,地理因素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两个层面分析:一是地理因素或称地域文化成为文学表现的对象;二是地理因素对创作者潜移默化的影响。地理与文学的这种双重关系实质是强调了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决定性影响。在文论史上,赫尔德、斯达尔夫人、丹纳等理论家都强调这种观点,用地理环境来解释作家气质的形成和文学风格特征有其一定的道理。二、文学地理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地理学起源较早,有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早在《周易·系辞上》已有关于地理一词的记载,《易》与天地准,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5]《尚书·禹贡》从自然地理上把全国划分为九州即九大区域,并对每个区域的自然和人文均有简要的描述,是先秦最有科学性的地理记载,有学者说:禹贡一书,古今地理志之祖者……是我国最古老、最系统的地理文献,它不仅保留了远古的地理信息,提供了研究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而且对后世的文化地理学研究来说,也是很有价值的文献资料。[6]《山海经》是古代重要的典籍,其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矿产资源、动植物以及宗教神话等,其用荒诞的手法记录了山川景物、江河湖海,也是一部重要的地理著作。中国传统的文学地理思维也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在先秦时期,古人就已关注了文学与地理的天然亲缘关系,产生了明确的文学地理思想和论述。《诗经》已将地理意识融入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十五国风按不同地区和国家来区分。与《诗经》的质朴淳厚相比,《楚辞》以江汉湘沅间的楚国原始巫风思维和民间歌谣入诗,更具浪漫热烈的色彩,这与北方中原文化和南方荆楚文化的不同有关。可以说,不同的地理因素造就了不同的文学现象,而文学风格的形成与地理环境共存共生,息息相关。东汉的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从地域文化的视角评论《诗经·国风》: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昔后稷封斄,公刘处豳,太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7]以风俗为切入点探讨地理环境与文学作品的关系。尽管在论述地理与文学的关系时,《汉书·地理志》是以地理为本位,文学处于从属地位,但这依然可以看作是地理与文学交叉研究的早期典范……开创了文学地理学研究之先声。[8]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讲到文学与山林皋壤的关系,唐魏征的《隋书·文学传序》,使用了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把江左文学与河朔文学进行比较。南宋朱熹在《诗集传》里指出,看诗要看风土看风俗,就是考察自然环境和人文地理因素对文学的影响。这可以说是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宋代以后的许多文学流派,习惯于以流派创始人所在的地域来命名,例如江西诗派、永嘉四灵、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阳湖派、浙西派、常州派、临桂派等,这种具有地域色彩的流派命名方法沿用到现当代文学发展中,产生了京派、海派、荷花淀派、山药蛋派等文学流派。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或可称为区域文学研究,这在明代开始受到学界的重视。胡应麟《诗薮续编》列出明初五大诗派:吴诗派、越诗派、闽诗派、岭南诗派和江右诗派,根据诗人所生活的地理位置、环境因素以及诗歌的地域色彩,有意识地将诗歌流派与区域分布特点结合起来研究。《诗薮外编》卷三还就唐代诸多父子、兄弟、夫妻、祖孙同以文学并称现象加以举例分析,开始了家族文学之地理籍贯研究之路。20世纪以后,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西方的人类学、考古学、文化学等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传入中国,促成了中国文学地理学的新发展。在西方人文地理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学地理思维的碰撞、融合下,一些学者们开始重新解释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首次提出文学地理这一概念:大抵唐以前,南北之界最甚,唐后则渐微,盖‘文学地理’常随‘政治地理’为转移。[9]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北人为优;骄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受四围社会影响之甚焉。[10]梁启超强调地理环境对文学艺术有着巨大的影响,实际也是强调人与地理的彼此依存关系。此时,地理学研究形成两大研究方向:文化地理学与文学地理学。文化地理学主要是以地理为本位,研究成果有梁启超的《地理与文明之关系》(1902)和《近世学风之地理分布》(1924)、丁文江的《中國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1923)、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1931-1933)等,这些研究成果已侧重从地理方面考察文化的生成关系。中国真正开始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探讨的是近代的刘师培、王国维和汪辟疆等人。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1905)从不同的区域特点、角度揭示了文学的特征,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1907)、《元剧之时地》(1915)借鉴西方文艺学的方法阐释屈原的文学精神,汪辟疆的《近代诗派与地域》(1934)依据《汉书·地理志》将近代同光以来诗家分为潮湘派、闽赣派、河北派、江右派、岭南派、西蜀派六个派别,并分别论述了每一派的地域特征和诗歌特色,作为文学地理学的理论论著,其为文学研究者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开启了20世纪文学地理研究的先河。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开始了吸收与酝酿时期。文学界学者吸收人文地理学理论与方法,对文学地理展开研究。早在1990年,袁行霈在《中国文学概论》中已有专章介绍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对中国文学地理研究进行了学理性的论述;金克木1986年发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一文,提出了文艺地理学构想;在文学史研究中,1989年陕西作家萧云儒著《中国西部文学史》一书,首创了西部文学这一概念,将文学史研究立足于地理之上,为世纪之交的区域文学史研究打开了新局面。进入21世纪之后,文学地理的研究进入了理论自觉阶段,逐步走向整体研究与理论构建。2001年,学者杨义在北京香山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就是希望画出一幅比较完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或文学的地图。这个地图是在对汉族文学、五十多个少数民族文学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精心绘制的。这样的地图能相当直观地、赏心悦目地展示中华民族文学的整体性、多样性和博大精深的形态,展示中华民族文学的性格、要素、源流和它的生命过程。[11]杨义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命题,开始把文学地理学引入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前沿,这一方面推动了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另一方面也拓宽了中国文学研究的视野。2006年,梅新林在《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中就中国文学的地理学研究,进一步明确了相关的理论构想、体系建构和研究方法。邹建军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世界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和《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安徽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两篇论文,提出了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八个问题和十个关键词,对一些与文学地理学相关同时又容易混淆的概念进行了详细地区分和论述。2011年11月,首届中国文学地理学暨宋代文学地理研讨会在南昌举行。这是全国首届关于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系统、全面而深入的探讨。研讨会围绕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与理论体系建构、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等议题展开讨论,文学地理学也逐渐变得清晰。[12]此次会议与会者提交的论文结集为《文学地理学》(曾大兴,夏汉宁主编),论文集201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论文集根据论文所研究的问题分为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文学与地理环境之关系与作家作品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四部分。研究者们既从作家、作品方面对古代文学进行文学地理学的阐释,又有意识地提出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构想。三、文学研究空间的重新发现在后工业时代,当城市化和去地方化成为后现代社会的时尚时,作家如何写作,文学如何维护文学的地理版图,保持文学地方性的特色,成为一个重要的诗学问题。地理学者不会在诗歌的峻岭中探寻河流的源头,而作家可以在山地、湖泊、草原的地理版图中不断探寻人类思想和精神的源头。文学地理学通过对文学与地理的交融互动,既展示了不同文化地理的特性,又将各种地域文化不断融合的历程生动地呈现出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作家群体的地理版图一直都存在。作家地理分布的变化与文学重心的转移有着紧密的联系。不同地理位置的环境也不相同,环境影响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对事物的审美想象,而不同地域的风俗信仰,又使作家创作文学作品时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与追求。作家地理分布和文化认同相结合,产生了具有共同或相近风格和追求的文学群体,而这一群体的发展与壮大是与空间地理为背景的文化空间的构建分不开的。考察和研究作家群体的地理分布,有助于了解作家所接受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以及地理环境对作家作品构成的影响。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文学版图发生了重大的调整,作家群体的大规模更替及地理位置的转移成为重要的文学景观。来自解放区的作家是50年代主流文学的主要构成,国统区作家被边缘化。文学创作中心从东南沿海向西北、中原地区转移,主流作家活动的主要区域集中在晋、陕、冀、鲁一带。‘地理’上的这一转移,与文学方向的选择有关。它表现了文学观念比较重视学识、才情、文人传统,到重视政治意识、社会政治生活经验的倾斜,从较多注重市民、知识分子到重视农民生活表现的变化。[13]通过考察作家群体的地理版图,会提供关注现代文学中被忽略的领域,创造新的审美情调的可能性。广西当代文学的发展形成了以南宁为主体的相思湖作家群、以河池为主体的桂西北作家群、以桂林为主体的独秀峰作家群、以北海为主体的北部湾作家群等,这一分布格局的形成,是以自然地理景观为意象构建的文学地理版图。在这一文学地理版图上我们得以领略广西多民族文学的万千气象,还原这一文学气象的根脉、谱系与血缘。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认识,山川河流与民族地域文化在作家的成长过程与创作活动中,往往发挥出强大而神秘的精神辐射力量。[14]作家对地理的呈现绝非是简单的地域和景观描写,而是融入了作家的诗性发现和作家群体共同的创作指向。与其说是作家选择了地理,不如说是地理造就了作家。独特的、隐秘的地理经验影响了作家们的气质,这在小说中通过文学想象表现出来就成为作家们的地域文化标志。地理彰显着作家的地域文化身份,也使作家在小说创作中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尽管有部分作家在后現代主义的影响下不再将小说中的故乡或发生地点设计在山乡地理之中,但是独特的生存地理环境所带来的人生观和审美意识仍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小说家们的创作。任何一个作家都生活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之中,无论是从国籍上划分的中国作家、日本作家、美国作家,还是从省籍上划分的文学桂军、文学湘军,都不只是作家身份户籍的不同,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家所处的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的不同。不同地域的作家所创作的作品,又是特定地方和地域的产物。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对空间现象进行描写的诗歌、小说、故事和传奇,它们体现了作家对时空场景进行理解和重构的努力。同时,文学也影响着人们对地理的理解。作家们充满想象的描述,不在于地理位置的精准和数据的精确,而是使人们认识了一个地方独特的风情和习俗。作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大自然的美,这是一种解释地理景观的浪漫视角,这种美超越了纯粹地理志式的描写,具有深刻的情感意义。文学家们用主观想象对地区经验进行描绘,使地理景观充满情感,这就超越了调查报告式的地理数据统计,以此揭示人与地理之间的情感关系。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地理叙事这一概念:所谓‘地理叙事’,就是在特定的文学作品中,以地理景观、地理空间等地理因素作为表情达意的主要工具、艺术传达的重要方式,在文学作品的艺术传达上产生了创造性的意义。[15]作家通过地理叙事,表达对自然地理的观察与感受,由此产生了独特的艺术审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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