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部”源流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分类走向的论文

  “集部”源流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分类走向的论文

  集部源流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分类走向

  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在古代图书分类中数量最庞大的一类就是集部。与经、史、子三部典籍的数量自唐初基本稳定不同,随着古代社会的发展,集部典籍数量逐步增多,文体渐次丰富,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繁荣。溯源集部,探讨集部所关涉的中国古代文学分类走向,对了解中国古代图书分类思想有重要价值。一、先秦两汉文学的发展与诗赋略的出现先秦文史哲不分家,文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与古代经典六经互相包容、渗透,还没有形成清晰的文体面貌。但在先秦的一些典籍中,也有文体的潜意识划分。《尚书》素朴地记录了言语、文诰,形成了散文的雏形,在名称上已经有典、谟、训、诰、誓、命等区别;《周礼·大祝》有辞、命、诰、会、祷、诔等六辞之说;《诗经》305篇在春秋中期结集时即已按风、雅、颂来分类,其划分依据,除了诗歌内容的不同,还有音乐上的差异,这充分说明《诗经》的编纂者在编选中,已经注意到了各类诗篇的在文体方面的差异。《诗经》十五《国风》的编辑结构,则像史书中的国别体,按地域划分,实际开创了后代按地域划分文化类型的先河。wWW.11665.cOM西汉初年,社会经过长期战乱,经济衰弱,民生凋敝,朝廷推崇黄老之术,采取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等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随着社会生产的逐渐恢复和发展,社会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景象,文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当时的社会实践中,讴歌身遇太平盛世的荣幸: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则因恐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汉书·司马迁传》),而发愤著成了千古名著《史记》。在文体流变史上,汉代是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汉代政治统一,朝章礼制完备,刺激了文章写作的繁荣,因而文体的分化也渐趋细密,产生了许多新文体。许多文体的格式、规范,都是在汉代确立下来的:乐府是西汉开始另立一名的,合乐的称为乐府,不合乐的即为诗;汉代五言诗产生并走向成熟,七言诗也开始萌芽;赋又是汉代的代表文学,产生了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等一批名家;史赞创作大为繁荣,其特点为颂体以论辞(《文心雕龙·颂赞》),即褒贬人物要用颂的体制、论的言辞。尤其是盛极一时的汉赋,更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帝国的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而统治者对这一文学样式的喜爱和提倡,更使得文人士大夫争相以写赋为能事,如朱买臣、严助皆以善《楚辞》知名,淮南王刘安被召作《离骚》传,司马相如、枚乘等以赋见幸,于是汉赋遂成为汉代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这些均说明人们对狭义文学的欣赏,在这样的时代文化风气下,文学作品大量出现。文化学术的繁荣,使得图书日益增多,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但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调集各方面学有专长的人才进行的全面、系统、大规模地整理古代典籍的工作,也是第一次对古代学术进行的全面而系统的批评和总结。《七略》现在虽然不存,但由于《汉书》中的《艺文志》据其改写而成,所以通过《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我们仍能了解其大致面貌。《汉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志目录,将天下书籍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类,其中文学方面的书籍单独立有诗赋略一类。诗赋略下又分为五种: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充分反映了当时文学发展的样貌。诗赋略中著录了屈原、荀子以来至西汉时期的诗歌辞赋作品共106家,1318篇,其中秦代只有秦时杂赋九篇,没有一篇诗歌,而1254篇诗赋都是西汉时期的作品,据此可知西汉文学勃兴的状况。《汉志》承袭《七略》,每一类书籍前撰写了类序,有大类(略)之序和小类之序,介绍某一部类图书的学术源流、特点、得失,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诗赋略的序文,即以300字的篇幅,历叙赋的名义、春秋时赋诗言志的风尚、此后楚汉贤人失志之赋的兴起、汉赋的得失,以及汉武帝立乐府、采歌谣的史实,相当于一篇简约的赋发展史。《汉志》之后,类序之体便在目录学中延续下来。《汉志》共著录图书596家,13269篇,其中六艺略103家,3132篇;诸子略189家,4324篇;兵书略53家,790篇;数术略190家,2528篇;方技略36家,868篇。从数字上我们可以看出诗赋类的作品比六艺类、诸子类、数术类的书籍少,而只比方技类、兵书类的作品略多。从中可见,文学在汉代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并不是时代思想和文体的主流,先秦文、史、哲不分的观念依然影响很大,学问家们视一切礼乐制度、文化典籍为文,这在《淮南子》、《法言》、《论衡》等著作中都有明显的表露。至东汉,社会上能文之士日多,文人作品日渐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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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赞、铭、箴、碑、诔、哀、吊、论、连珠、章、表、奏、记等新型文体大量涌现,再加上传统的诗、文、赋,诸种文体日渐齐备。东汉后期更出现了不少著名的文章家,象范晔《后汉书·崔瑗传》说: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势》、七言,凡五十七篇。而大文豪蔡邕更是擅长写各种文体,《文心雕龙》论文体中的许多篇章都提及过他。当时还有一些专擅一种文体的作家,像《后汉书·胡广传》就说胡广章奏为天下第一,其他像应劭擅长驳议,崔实善写记,黄香长于笺,都说明东汉时期文学开始出现专门化的态势。由东汉开始出现的这股文学独立化的倾向,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步演变为文学的自觉。 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

  二、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繁荣与集部的确立自《汉志》设立独立的诗赋略,并以屈原、宋玉、唐勒、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相标榜之后,引领了当时及以后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繁荣兴旺,其后……竞为侈丽闳衍之词……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书·艺文志》)再经三国魏曹氏父子的提倡、邺下文风的浸染,魏晋以后文学的独立进一步明朗,文学与作家个人联系更紧密,以文学为世所重者越来越多。文学家族大量出现,就是一个重要表征。例如:三曹(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及其从手潘尼),阮瑀及其子阮籍,嵇康及其子嵇绍、绍从子嵇含,三张(张载及其弟张协、张亢),谢安及其孙谢混、谢混及其族子谢灵运、谢瞻、谢晦、谢曜,谢灵运及其族弟谢惠连、其同族的谢胱,萧衍及其子萧纲、萧绎等。文学家风采的凸出,正是文学兴盛的体现。在此时期,诗、赋、散文等各类文体全面发展,于是在南北朝时期的梁代就出现了萧统编纂的《文选》和陈代徐陵编辑的《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文学创作的日益繁荣,促进了以推源溯流为主旨的文学批评活动的空前发展,许多文学批评的概念、术语如风骨、意象等被频繁运用于评论文学人物和作品中,更出现了像刘勰、钟嵘等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文学创作活动进行回顾和总结,标志着这一时期学者对于文学内部规律探索的加强。反映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在南北朝时期的选官制度中,就出现了专门以文学特长选拔、任用官吏的制度,如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立儒学、玄学、史学、文学于学馆,文学独立于四学之中(见《宋书·雷次宗传》),作为培养、选拔、任用官吏的机构之一。四学并建的出现,标志着在学术分化大趋势下文学的最终明朗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繁荣,促进了古籍目录中的文学类图书的相应变化。从东汉末到三国鼎立,割据政权各自为谋求统一、富强之道,无不注重修史,以总结历史上的治乱得失经验。人们对史籍的浓厚兴趣,促进了史学的发展;史学的发展,最终又导致史部目录的形成。《汉志》之后,南朝宋王俭的《七志》和梁阮孝绪的《七录》承袭七略的分类系统,仍是六分法,其中,《七志》有文翰志,《七录》有文集录,均属文学一类而加以增广。《七志》和《七录》虽然没有成为图书分类的主流,但其对文学典籍分类法的意义却是重大的,实际上,四部分类法中的集部之名,就是从《七录》的文集录之名演变而来。文集录的出现与文学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阮孝绪说:顷世之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全梁文·七录序》)文集录下分楚辞、别集、总集、杂文四类,可见当时文学作品不但数量可观,而且种类齐全。三国魏秘书郎郑默,在当时国家藏书的基础上编成国家内部藏书目录《中经》一书,初现传统的四部分类方法。《中经》已佚,但西晋秘书监苟勖在《中经》的基础上,又另编《中经新簿》,将当时国家的藏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文学类的书籍列于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等(《隋书·经籍志》)。《中经新簿》的甲、乙、丙、丁四部,实际上就是后世所谓的经、史、子、集。值得注意的是,丁部的文学类书籍中,除了《七略》、《汉志》中所收的诗赋,还收入了图赞类书籍,以及汲冢中所出的大量先秦竹简书。汲冢书中不仅有《穆天子传》这类的文学作品,更多的是经、史各类典籍,从性质上看,将其归入文学类显然有欠妥当,这使得丁部图书类的成分显得有些驳杂。但在当时对文学与非文学界线尚不十分明晰的时代条件下,目录学家给文学专门安排了一个大部类,这确实反映了当时文学发展的一般情况和文体日益丰富的客观实际。一直到东晋大著作郎李充编《晋元帝四部书目》,将四部名称具体化为:五经、史记、诸子、诗赋,才确立了四部分类的顺序。三、集部所收文体的渐次丰富唐朝初年,魏徵、长孙无忌等奉敕修撰《隋书》,作《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正式以经、史、子、集四部类目概括各部类书籍的性质、内容,把诗赋作品(含部分文论、诏令)单独归为一个大类。《隋志》在《七录》文集录的基础上,删去杂文,保留楚辞、别集、总集三类,最终确立集部之名,奠定了此后历代目录书集部的分类基础。与第一部史志目录《汉志》相比,《隋志》对文学类作品在编撰体例上有很多明显的变化,比较突出的是文章计量单位卷的出现。《汉志·诗赋略》计算文章的单位是篇:如屈原赋二十五篇、扬雄赋十二篇等,在《隋志》编目则通称卷,如:楚兰陵令《荀况集》一卷,残缺,梁二卷。产生这种区别的原因是文献载体的变化。先秦两汉的著作,都是写在竹简上的,竹简的篇幅容量,决定了先秦两汉的文章多是以单篇的形式流传。今天存世的先秦典籍,除五经外,大都是在汉代编定的,其流传到今天的书名,是在文献整理过程中产生或确定的。两晋以来,竹简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纸张的普及、书写的方便促进了文章写作的繁荣。文章数量的膨胀,使得以篇为计量单位难以区分如此之多的文章,于是出现了一个更大的计量单位卷来囊括这许多文章。卷多了又该如何区分呢?《隋志》增加了一个新的编目概念集,这些作品已经由许多篇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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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为一个集。在《隋志》中,这些文章不再以单篇的形式存在和传播,我们看到的是一系列作品的集成。《隋志》集部中的楚辞、别集二类,主要从《七略》、《汉志》中的诗赋略变革而来:楚辞是一个地域、风格和体裁的综合概念,《汉志·诗赋略》即已收录屈原之赋属,《隋志》更明确为楚辞之名,除了屈原、宋玉的作品外,还收录了贾谊、东方朔、刘向、杨雄等人的楚辞体作品。别集是以著录某位作者的部分或全部作品为原则的个人作品集。在集部文献中,别集数量巨大,约占四分之三左右。别集的设立,使得个人作品不再零散,《隋志》在书名前加注了作者的朝代、国别和官位,书后注明了卷数、近年作品的存佚状况等,别集的编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作家的地位。别集先于总集出现,正因为有了小集,才最终形成了大集。

  总集是记录了多人作品的合集,它既可以包括断代和通代的作品,也可以包括一种体裁和多种体裁的作品,多为诗文的合集。文学总集的起源很早,一般上溯到晋人挚虞的《文章流别集》。《隋志》集部总集类著录共有一百七部,二千二百一十三卷。通计亡书,合二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这些文学总集都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作品、交待亡佚情况,不仅使大量作家、作品得以保存,而且其排列本身又凸显了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总集部帙浩繁,选编和分类标准的提出势在必然。萧统的《文选》就认为,只有符合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文选序》)标准的丽文,才能被选人《文选》。总集的编纂,使得文学的范畴更加明晰。总集的分类有这样几个原则:有的是一个时间阶段内所有作品的集合,如《文选》、《文苑》;有的是根据作者的类别特征来收录,如《妇人集钞》、《吴朝士文集》;有的以地域为收录依据,如《晋歌章》、《吴声歌辞曲》;更多的是根据文体类别来收录的,如《碑集》、《杂论》、《画赞》、《乐府》等。总集为人们了解通代或断代的文学现象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献依据,尤其是早期的总集《文选》、《玉台新咏》等,被文献学家誉为总集中的上乘之作②。《隋志》集部收录的文学文献十分详赡,计有《楚辞》以下至隋代各类文学文献554部、6622卷,通计亡书合1146部、13390卷,包括历代作者一千多人。这与《汉志·诗赋略》凡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之数相比,超过十倍还多。《隋志》正式设立集部以后,后代官修、史志及私撰综合性图书目录多承其体例,设集部著录文学文献。《新唐书·艺文志》集部收856部11923卷,《宋史·艺文志》集部收2369部34965卷。明清是我国集部文献昌盛时期,《明史·艺文志》和《清史稿·艺文志》所著录的集部文献,都是本朝人士的著述,数字之可观,更可见当时文学的繁荣之况。《明史·艺文志》集部收1398部29966卷(或是1399部29976卷。中华书局点校本的注释云:别集类应多一部十卷《谭纶奏议》),《清史稿·艺文志》收2634部38966卷。清代乾隆年间修成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是著录集部文献达3275部53005卷。由统计数字可以看出,集部文献的发展,基本上是直线上升的,若与经、史、子部类相比,在数量上处于领先地位。集部典籍不仅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数量最为客观,所收文体也渐次丰富。随着古典文学的发展,逐渐产生了对文学的批评,即诗文评。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诗文评起源颇早,但专门的文学批评,却是繁荣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并出现了像《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巨著。最早著录文学批评的古籍目录是《隋志》。在《隋志》中,《文心雕龙》、《诗品》、《文章缘起》等诗文评著作皆归于集部中的总集类,并未另立小类。宋代更加注重文艺理论的反思,文论类的著作增多,所以别为一类,所以《宋史·艺文志》的集部就增设了文史类,专门著录文学批评类作品,其中包括诗文评和史评类著作。把文学批评著作从文学作品中分离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和自觉意识。清代官修国家图书目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中国古籍目录编撰体例的集大成者,它将文学典籍归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五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集部典籍分类的巨大贡献,是独立了诗文评类,并重视俗文学样式的收录:诗文评的独立,昭示着传统意义上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完备;新增词曲类,是尊重词、曲等俗文学发展壮大的事实,把词曲别为一类。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分类的系统、完备和各大、小部类序文的简约深警来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就是一部中国文学史。四、集部之外的文学文体集部典籍数量的增多,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兴盛。然而,集部虽然是文学的渊薮,但集部著录的文献并非全部属于今天所谓的文学。我国古代文学观念模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对象,始终是杂文学(或日大文学)与纯文学相互参合的。文学一词出现很早,孔子教育弟子,就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论语·先进》中说:文学:子游、子夏。这里所说的文学,是指一切文献典籍之学,与今天的文学概念相去甚远。子游、子夏就是在文献典籍方面学有专长的孔门弟子。汉代以后,文学的概念外延缩小,但仍然泛指学术典章文化而言,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大约至东汉时期,才开始有专以诗赋文章自名一家的文士,《后汉书》所立《文苑传》,就是文士的社会地位受到重视的一种标志。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从经、史、子中独立出来,在目录学上自成一部。但文学概念的模糊,始终影响着中国古代目录学对文学典籍的分类,所以中国古代作为文学典籍渊薮的集部,就既收录了与文学有关的一些典籍,也包含了大量文学之外的文献典籍。可以说,集部概念本身决定了所收内容的宽泛。姚名达先生说:严格论之,每一作家之诗文,既无一定之体裁,又无一定之对象,其文集既尽收其所作,则内容泛及一切学术与一切事物。其不能成为纯文学也必矣。别集和总集之中,固然有诗、赋两类作品,却也不乏经义、传记、论辩之文,就其性质而言,其实属于经学、史学或子学领域,因其尚未成专书,所以才编入集中。这与现代文学概念相去甚远,所以不能简单地把别集、总集完全等同于文学著作集。经、史、子三部中的一些著作或部分篇章,本身也是文学作品。如:经部中的《诗经》,现代观念中归入文学范畴;史部中被誉为无韵之《离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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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之绝唱的《史记》,无疑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但其中一些本纪、列传等又富有文学价值;史部中的起居注类,也包含着像《穆天子传》这样的志怪小说品;史部的地理、游记中,同样包含着一些富有文学价值的著作,如《山海经》、《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以及《徐霞客游记》等;而我们今天被视作文学作品的诸子散文和小说,在《汉志》收入诸子略,《隋志》中将之归入子部,以后世代相袭。如无名氏的《燕丹子》、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邯郸淳的《笑林》、殷芸的《小说》,都是古小说史上的重要作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文体中重诗文、轻小说的文学观念。另外,由于我国古代正统观念不重视戏剧、词等俚俗文学,所以这类作品长期被排除在史志目录之外,直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才在集部中设立词曲类,重视这一部分作品的文学价值。综观文学类作品在古籍目录中的分类演进,可以清晰看到,从《汉志》开始,文学一直作为古籍分类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先后经历了诗赋略——文翰志——文集录——集这样一个演进过程。古籍目录著录文学类图书从诗赋略到集部的嬗变,不仅是目录学对文学客观认识的演进过程,也是中国古代文学观念逐步明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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